《群书治要》中魏徵的那句 "天下未定，则惟求其才不考其行；太平之时，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"，如同一柄青铜镜，照见了中国千年人才观的流变。当我们翻开泛黄的史书，会发现德与才的争论从未停歇，而魏徵的智慧恰在于将其置于时代坐标系中审视 —— 乱世重才如刀刃破茧，治世重德似梁柱擎天，二者在历史长河中交织出璀璨的文明图谱。

天下未定，则惟求其才不考其行；太平之时，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

一、乱世用才：刀刃上的生存智慧

战国时期，齐桓公用管仲为相，明知其有 "贪财好名" 之瑕，却因其 "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" 之才而委以重任。管仲改革内政、创设盐铁官营，让齐国 "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"，正是乱世重才的典型注脚。《韩非子・五蠹》所言 "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"，道破了动荡年代对实用之才的迫切需求。秦孝公发布《求贤令》，不拘一格任用商鞅，虽知其 "刻薄寡恩"，却借其变法之力奠定统一根基。正如《盐铁论》所记："明者因时而变，知者随事而制"，乱世之中，人才的破冰之力远比道德完人更具现实价值。

魏晋之际，曹操颁布 "唯才是举" 令，提出 "治平尚德行，有事赏功能"，更是将乱世重才推向制度层面。郭嘉 "不治行检" 却善谋奇策，程昱 "性刚戾" 却能断大事，这些被传统道德视为有缺的人物，在官渡之战、赤壁鏖兵中尽显锋芒。正如陆机《辨亡论》所言："才异人同，意有优劣"，当天下板荡之时，丈量人才的标尺更倾向于破局之力，而非君子之仪。

天下未定，则惟求其才不考其行；太平之时，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

二、治世重德：梁柱间的文明建构

贞观年间，魏征本人便是德才兼备的典范。他刚正不阿，敢于犯颜直谏，留下 "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" 的千古箴言，其德行如明镜照见帝王得失，其才学则凝练成《群书治要》的治世智慧。此时的大唐，历经隋末战乱，正需 "偃武修文"，故唐太宗定下 "天下英雄入吾彀中" 的科举制度，既考诗赋之才，更重 "孝悌廉耻" 之德。房玄龄善谋，杜如晦善断，二人 "房谋杜断" 传为佳话，皆因兼具经纬之才与忠正之德。

宋代《资治通鉴》的编纂者司马光，将人才分为 "圣人"" 愚人 ""君子"" 小人 "，提出"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，才德兼亡谓之愚人，德胜才谓之君子，才胜德谓之小人 "，正是对治世人才观的理论升华。范仲淹" 先天下之忧而忧 "的胸襟，王安石" 天变不足畏 "的胆识，皆在太平之世展现出德才相济的力量。正如《礼记・大学》所言：" 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 "，治世的文明建构，需要德行作为基石，才能作为梁柱，二者缺一不可。

天下未定，则惟求其才不考其行；太平之时，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

三、德才之辨的现代启示

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，魏徵的论断恰似双桅船的两支风帆：乱世借才之风力破浪前行，治世凭德之锚链稳泊港湾。当今之世，虽无金戈铁马，但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既需要 "卡脖子" 技术攻关的创新之才，更需要 "心有大我" 的科学家精神；既需要市场经济中的创业先锋，更需要 "义利并举" 的儒商品格。正如《周易》所言："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；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"，德与才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，而是相辅相成的应用题。

从钱学森归国时 "科学报国" 的赤子之心，到袁隆平田间 "让所有人远离饥饿" 的毕生追求，中国知识分子始终践行着德才兼备的传统。在 AI 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，当我们讨论 "算法伦理" 时，实则是在重提德才之辨 —— 技术之才需以人文之德为舵，方能避免 "科技异化" 的险滩。正如张载 "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" 的千年呼唤，真正的人才，永远是德才交织的璀璨星辰，在时代的天幕上照亮文明前行的方向。

天下未定，则惟求其才不考其行；太平之时，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

魏徵的智慧穿越千年时空，告诉我们：德与才的权重，从来由时代的天平决定。但无论何时，"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"（司马光语）的古训始终闪耀着真理之光。当我们在新时代重提 "德才兼备"，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情回望，更是对文明未来的庄重承诺 —— 让德行成为人才的精神底色，让才能成为时代的奋进翅膀，这或许就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人才密码，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。